1. 引言
翻译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民族文学在传播过程中，经过目标文化介质椭圆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后形成的第二焦点，呈现出不同于原作本来的面貌 [1] 。翻译文学向异国读者传递本土文化的前提是需要得到目标文化市场的接受，因此，翻译文学在原文的基础上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这些改编能够帮助翻译文学顺利登陆目标文化并融入其中，而目标文化中的出版方，在这一环节中起着关键作用。出版方产出兼具营销功能和文学价值的副文本，副文本能够将陌生的源文化融入进目标文化中。“利用这些副文本展示作品相关信息的同时，也是重构作品在目标文化中的形象和意义的过程，进而影响目标读者对作品的体验与接受 [2] 。”
2.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
(一) 副文本概念阐述
副文本(paratext)概念由法国叙事学家、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门槛》(seuils)一书中提出，此书在1997年由jane e. lewin翻译成英语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副文本：阐释的门槛》(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热奈特指出文学作品“很少以不加装饰的状态呈现，某种数量的语言或非语言生产形式，如作者的姓名、标题、前言和插图总会强化和伴随着文本。尽管我们并不总清楚这些生产形式是否可以被视为文本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它们围绕在文本周围，使他得以延伸，使作品现身，确保它以图书的形式在世界中在场，被接受和消费。这种不同形式、范围和风格的伴随形式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一个文学作品的副文本 [3] 。”在另一处，他指出“所谓‘副文本’指的是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数据。它包括各种形式：与作者和编辑相关的(如标题、插图、题词、前言和注释)；和媒体相关的(如作者的访谈，官方的概要)；私人的(如通信、蓄意或非蓄意的秘闻)以及和文本生产与接受的物质手段有关的内容，如分段等。副文本与其说是一个界定清楚的范畴，不如说是一个有弹性的空间，它没有外部的边界或精确一致的内核，如同副文本这个词中含义模糊的前缀所暗示的，这个词包括所有属于文学作品的文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加入书本之中，有助于呈现文本 [4] 。”上述两个定义指出了副文本的特点。第一，副文本围绕并伴随着正文本，补充甚至强化正文本。第二，副文本形式多样。第三，副文本的功能是呈现正文本，使其以图书的样式存在，促进图书的接受和消费，它协调的是正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总结：副文本指的是围绕在作品周围，强化作品，并确保它以某种形式得以呈现、被接受和消费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伴随形式。
(二) 副文本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中的副文本分析并非全新视角。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可以从“文化转向”中找到线索。“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学者开始探讨翻译活动背后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副文本的翻译研究就牵扯其中。2018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系翻译研究方向副教授凯瑟琳·巴切勒(kathryn batchelor)的新著《翻译与副文本》(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在此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对热奈特副文本概念的辩证分析，巴切勒以翻译研究为出发点，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副文本概念进行翻译研究的语境化处理，从而构建出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翻译研究副文本理论 [5] 。”巴切勒认为：“当前的翻译研究大多采用热奈特关于内副文本的定义并以副文本元素出现的位置判断其是否为译作的副文本，这种定义显然无法适应翻译研究的发展 [6] 。”巴切勒从功能性视角对翻译研究中的副文本做出界定，认为“副文本是为文本‘有意识设计’的一个门槛，这一门槛能潜在影响文本的接受方式”(同上)。此定义与热奈特的观点有所区别，巴切勒这里强调的“文本”既可以指原文本，也可指译文本，译作本身就是拥有副文本的“原作”，翻译的副文本可以不再是原作的附属品，成为独立个体，这就为原作与译作的副文本对比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些年来随着国外翻译研究对副文本的重视，国内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副文本概念和术语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也呈上升趋势。殷燕和刘军平通过考察近30年来国内副文本研究的现状，发现“翻译研究逐渐成为国内近五年副文本研究的新兴热点 [7] 。”耿强对翻译中的副文本及其研究进行了综述，他指出副文本翻译研究今后应“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对象 [8] 。”虽然副文本研究近几年在国内翻译界越来越受关注，但是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都还落后于国外翻译界。
国内仅极少数学者在研究莫言作品的葛浩文英译本时关注过其副文本。邵璐(2014: p. 63)在其研究中引用了少许副文本，如葛浩文的文章和访谈资料，试图解释葛浩文为何选择“忠实”或“伪忠实”的译法 [2] 。肖薇、古文菲(2021)对比分析了莫言作品《蛙》及其英译本的副文本差异，发现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增译和重新划分段落的副文本手段，但作者在此基础上并未探讨副文本在作品海外传播和海外接受上起到的作用 [9] 。本文试图以莫言小说《檀香刑》与葛浩文英译本sandalwood death为案例，通过对比二者各类副文本差异，找到副文本在译作中的功能以及对海外接受度的影响。《檀香刑》虽然不是莫言作品中受到关注度最高的，但它的故事背景时间处于清末年代，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的阶段，通过研究《檀香刑》及其英译本的副文本材料，我们可以了解美国人如何看待和描述他者和自身文化的，除此之外，小说采用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对副文本对比研究很有意义。
3. 《檀香刑》及英译者葛浩文
莫言是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檀香刑》是其第六部长篇小说，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故事背景，以猫腔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全文，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以及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全文是围绕女主人公孙眉娘与她的亲爹、干爹、公爹之间的爱恨情仇而展开。小说自2001年问世以来经过多个出版社的多次出版，笔者对比过200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1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2017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本作品，发现2001年版本中副文本材料最少，2017年版本中的副文本材料内容最多且种类最为丰富，但葛浩文英译本出版时间在2013年，与2017年出版的中文版时间跨度较大，综合考虑之下，本文选择以201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与2013年由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英译本进行副文本材料对比。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是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自1993年由其译介的莫言作品《红高粱》在美国企鹅出版集团出版获得读者和批评界的首肯之后，葛浩文的翻译工作便慢慢进入主流。葛浩文翻译过包括苏童、王朔、毕飞宇等大陆作家的作品，而译介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当属莫言，他总共翻译过10本莫言的作品。葛浩文的译作得到大众认可的同时，美国文学界和批评界也注意到了来自中国的作家莫言。除了翻译作品数量最多之外，葛浩文对莫言作品语言的理解也是十分透彻和深入的，莫言的获奖及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都离不开葛浩文的功劳。
4. 《檀香刑》及英译本的内副文本对比分析
根据热奈特的观点，副文本的基本特征包括空间性和物质性。在空间性条件下，副文本的位置指的是它跟文本自身相关的位置，在文本周围、在同一卷本空间内(如题目或前言)、在文本间隙中(如章节题目或注释)。副文本所处的位置决定其类型：根据在文章内部空间位置确定的副文本类型称为“内副文本”(peritext)。本小节将对比莫言小说《檀香刑》和葛浩文英译本sandalwood death中的内副文本差异，探究其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产生的效果。
具体来说，出版商内副文本话语元素主要涵盖以下几类内副文本话语元素：封面、封底、标题、小标题、书名页、凯发娱乐官网的版权页、书中所列举的一些衍生产品(比如配套的音频、视频等)信息以及出版商在图书的物理构造方面做出的一些处理，比如书的整体格式的选择，印刷纸张的选择，以及整本书所采用的字体和排版格式等要素。
(一) 《檀香刑》内副文本的呈现特点及效果
201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檀香刑》的内副文本包括封面、书名页、凯发娱乐官网的版权页、序言等，这些要素都是由出版社添加设计。
首先，与别的版本封面不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檀香刑》封面与封底展开构成一副完整的图案。此书封面与封底两侧以淡绿色为底色，封面上方注明此书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系列，中部题写书名以及作者莫言的一句话：“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痛苦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见图1)。”这句话是对小说内容的最佳凝练也是对小说主题的升华，把发生在东北高密乡的活动放大到了整个中国，把一桩残酷血腥的酷刑升华为中国的艺术，封面下置“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封底侧面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介绍了《檀香刑》的故事背景、主要人物以及叙事结构，第二段介绍了《檀香刑》获得的奖项，该部分能够有效帮助读者了解《檀香刑》的故事内容和写作手法，增加读者阅读兴趣。封面中部的图案以红色为底色，配图为正在受刑的囚犯和女人的双脚，受刑者和女人双脚皮肤皆为深蓝色，受刑者面部表情痛苦狰狞双眼血红，一根细棍穿透受刑者的胸膛渗出鲜血，女人的脚形状畸形且指甲涂着鲜红的指甲油。深蓝色的皮肤与血色的眼珠、嘴唇、胸膛以及指甲格格不入，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让人不寒而栗。图案布局虽然简洁没有多余信息，但设计巧思尽暗藏其中，深蓝色的人物和双脚置于红色底色之上，暗示这是一次对生命与死亡的探讨。封面图案所迸射出来的审美无疑是极其惨烈的，这种惨烈，不仅是文中作者对各种酷刑和传统封建文化的精妙叙述的真实写照，更是道出了中国传统刑术内在的种种近乎荒诞的文化内涵。“檀香刑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的惩戒意义，失去了皇权正常发挥的历史作用，沦为统治阶级以生命取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民众激活贫困生活的一种特殊庆典 [10] 。”同样地，在中国盛行了八百年的裹脚，源于传统男权社会下一种畸形的审美观。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的重塑是以男性目光的标准来执行的，男人的审美嗜好把女人的脚畸变成可供把玩的“三寸金莲”，“一方面，女子颤颤巍巍的步伐为性的诱惑，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女人的寸步难行，把其限制在狭隘封闭的家庭樊篱中 [11] 。”檀香刑和裹脚的发明，都是封建权力阶层变态后的自然产物。它以肉体作为政治权利的演练对象，试图验证皇权至高无上的无限性，实质上却暴露了这种极权的变态和落后本质。
. cover of sandalwood death in original version
图1. 《檀香刑》封面
封面的内副文本元素印证了热奈特提出的空间性与物质性特征，他们的存在有一定的位置，他们的存在也造就了文本的诞生，这道人为构建出来的“门槛”的首要目的就是吸引读者。一方面，这些元素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副文本元素与正文相呼应，其互文性让副文本和正文一同构成了《檀香刑》这本书，使其具有商业性和流通性。
除了封面内副文本元素之外，书名页和凯发娱乐官网的版权页则彰显了出版者或是赞助人的权力与责任，他们不仅为此书的商业和审美而奔走，也对阅读本书起到了一定的导览作用。《檀香刑》的序言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选取的莫言在2006年发布的文章——《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该文章常代为他小说的序言，文中指出：“长度、难度和密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这也是伟大文体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少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一个读者，我也要这么写 [12] 。”所谓长度，自然指的是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尊严。所谓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和密集的思想。所谓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该文章给出了莫言对长篇小说的定义和理解，为长篇小说发展过程中其文体、叙事、语言可能会出现的新的可能，会遭遇的某些新的难度展开了讨论，也表达了莫言对于长篇小说标准的忠实，长篇小说的创作不会为了适应读者而做出改变。《檀香刑》中引用该篇文章作为序言能够起到宣传与铺垫作用，让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对作者本人的态度和行为有一定了解，让读者明白《檀香刑》结构的复杂性、语言的特殊性以及内容的多样性都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成果。
(二) sandalwood death内副文本呈现特点及效果
相比于原文的内副文本，英译本的内副文本不论是种类还是呈现上与原文都有着诸多差异。若是以内副文本发出者划分，出版社和译者都为译文增加了内副文本；若是以种类划分，英译本包含了封面、书名页、凯发娱乐官网的版权页、题记、译者序、术语表以及后记几个部分，其中，封面、题记、译者序言、术语表等副文本元素的呈现特点和位置与原文有明显差异。
出版社设计的内副文本元素包括封面、书名页、凯发娱乐官网的版权页、题记这几个部分。在分析图像翻译副文本时，对英文读者而言，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陌生土地，因此原文封面所含的隐喻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为了促进小说的海外传播，出版商选取了英文读者较为熟悉的形象作为封面，不仅拉近了与目标读者的距离，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可读信息。所以，英译本的封面设计与原文呈现大相径庭。不同于原文封面里以受刑者和女性双脚传递文化内涵，英译本以中国戏剧里的人物形象作为封面。中国戏剧在美国的首度出现是在1767年，当年由英国人亚瑟·墨菲改编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在美国费城上演，英文剧名是《中国孤儿》。“自此之后，中国戏剧就开始了在海外的传播经历，而中国戏剧中所浸润的中国文化，也随之向西方观众展示，并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 [13] 。1936年，熊式一在百老汇的布思剧院(booth theater)执导了他本人根据中国京剧改编成的英语剧《王宝钏》，“通过《王宝钏》，西方的观众对中国的古典戏剧、美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化观念获得了正面且较为全面的了解，使西方公众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包括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有了比较客观的感性认识” [14] 。因此，英译本封面选取戏剧人物形象更加适应西方读者的爱好，拉近读者与异国小说的距离。除此之外，《檀香刑》以猫腔为主线贯穿全文，第一部和第三部的每一章都以一段猫腔唱词开篇，某些章节的正文部分根据情节需要也会插入猫腔片段。以戏剧人物作为译文封面虽然不如原作以檀香刑受刑者和女性畸形双脚作为封面直击小说主题，但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互文性，为小说内容做了铺垫。除了图像设计淡化了原文内涵以迎合西方审美之外，封面的文字内容设计也是别出心裁，白色的英译标题sandalwood death占据封面正中并在下方以小字标识此书为小说，标题正下方用大号红色字体书写莫言英译名并备注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再下方以最小号字体标注译者为葛浩文，封面最下方标注clt1 (见图2)。译文封面没有夸张地宣传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仅以小号字体放置在莫言英译名之下，反而莫言的英译名以大号红色字体放置在黑色底色上能够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眼光。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英译本出版于2012年11月，而莫言在2012年10月，也就是同年的前一个月才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诺奖后，莫言获得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檀香刑》和《四十一炮》是莫言近期的两部重要作品，主题涉及东方酷刑、性、政治等西方读者感兴趣的元素，再加上英译本的出版正值‘莫言热’方兴未艾之时，这两本书的出版自然就受到英语世界的广泛关注 [15] 。”由此可见，彼时的莫言完成了从本土作家到世界级作家的角色转变，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显著提高，因此不需要再浓墨重彩的宣传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身份。
综上所述，设计者在打造译文封面时主要是通过宣传中国戏剧以及原作者莫言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西方审美之下宣传这本小说，淡化了原文的隐喻色彩，迎合了西方审美。
. cover of sandalwood death in english version
图2. sandalwood death封面
与《檀香刑》的副文本相似，英译本的内副文本也并未对作者和译者进行相关介绍。但与原文不同的是，译文在正文前引用了小说中主人翁之一的侩子手赵甲的一句话：“the finest play ever staged cannot compete with the public slicing (有史以来最精彩绝伦的戏剧也无法与公开凌迟媲美)”。英译本的封面为了吸引读者阅读兴趣只采用了戏剧人物的形象而缺乏了对刑罚的刻画，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读者的阅读期待，让读者以为该小说的主题是戏剧而非刑罚。因此，出版商在正文前引用这句话能够对封面传达的不完整信息进行有效补充，读者通过这句话能够明白小说重点在刑罚而非戏剧。
除了上述出版社设置的翻译副文本，译者葛浩文在文前、文中都设置了翻译副文本。葛浩文设置的文前副文本为译者序言，在译者前言中谈到了他在翻译《檀香刑》过程中遇到的四大挑战以及解决方法，分别是原作别具一格的书名、独特的叙述方式、鲜明的韵律特点和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同时，葛浩文也表达了对基金会、出版社、编辑以及作者莫言在其翻译过程中为其提供帮助的感谢之情。
译者设置的另一副文本是增译，英译本中最明显的增译是葛浩文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正如葛浩文在译者前言中提到：“有些词，有些术语，并不能轻易地翻译。它们可以被定义、描述和解构，但他们坚决抵制被翻译，许多来自不同语言的词汇和术语已经找到进入英语的途径，并舒适地融入其中 [16] 。”因此，译者选择尊重原文中文化负载词的意义，并且向无此文化背景的西方人解释其含义，因而采取了音译/直译 增译的翻译方法。
例如：
1)“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俺想起钱丁，钱大老爷，进士出生，五品知府，加封府衔，父母官，俺的干爹，你这个翻脸不认人的老猴精。”(莫言，2012)
译文：“dieh, you pulled off something grand this time∙∙∙i had thoughts of qian ding, our magistrate, who had claimed success 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 grade five official, almost a prefect, what’s known as a county magistrate; but to me, this gandieh, my so-called benefactor, was a double-dealing monkey monster.” (goldblatt, 2013)
文中孙丙和钱丁分别是主人公孙眉娘的“爹”和“干爹”，对于这两个称谓词，译者没有分别直译为father和stepfather。将“爹”译为dieh，因为如果按照标准拼音音译，“爹”应译为die，而die这个单词在英语中具有死亡的意思，故译为dieh。“干爹”则采取音译加增译的方式译为“gandieh, my so-called benefactor”。西方读者便可了解文中“干爹”其实是指“情夫”的意思，眉娘与钱丁的关系一目了然。
2)“那天夜里，俺心里有事，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烙大饼。”(莫言，2012)
译文：“my thoughts kept me awake that night, as i tossed and turned on the brick kang, like flipping fried bread.” (goldblatt, 2013)
“炕”是指中国北方用土砖砌成并在下方通过烧火取暖的平台，显然炕不同于床，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相对应的词语。译者使用了音译加注的方法将“炕”译为brick kang。既能保留炕的异国风情，又能体现炕的制作材料，增加了可理解性。
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除了音译 增译之外，葛浩文也采用了直译 增译的方法，译者在直译出原文后担心读者可能无法理解成语、俗语、歇后语的喻义，因而在后面加以补充说明。
例如：
3) “小奎说小甲你这个大傻子，钱大老爷送给你一顶绿帽子你怎么不带上呢？”(莫言，2012)
译文：“you really are a fool, xiaojia. magistrate qian has given you a cuckold’s green hat, so why don’t you wear it?” (goldblatt, 2013)
4) “尽管娘家爹出了事，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爹你好自为之吧，女儿今后就管自己的日子了。”(莫言，2012)
译文：“sure, my dieh had gotten into a terrible fix, but a married daughter is like water splashed on the ground-it cannot be taken back… (goldblatt, 2013)
例3中的“绿帽子”对中国人而言是对妻子与人有奸情者的蔑称，而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该含义，葛浩文在直译的同时也补充了该词的内在含义。例4中的俗语“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是孙眉娘对其父孙丙所说的话，中国读者可以很容易理解这句话，它的含义可用一个成语来解释——“覆水难收”，然而对于外国读者来说，直译的话他们恐怕无法领会这句俗语的内涵。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历史文化背景，译者在直译后加译了“it cannot be taken back”。倘若译者只译出其内涵意义，这会造成原文特有的语言特色的丢失。
小说中时常会出现历史人物信息，中文读者对历史人物的背景信息有一定了解，但是西方读者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故事，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将历史人物信息背景增译出来帮助读者理解其内在含义。
例如：
5) “当今皇太后有一个专门的梳头太监，但太后不用，太后的头都是李莲英李大总管梳的。”(莫言，2012)
译文：“the empress dowager had a eunuch whose only task was to comb her hair,” he said, “but she never used him. that responsibility she handed to her favorite eunuch, li lianying.” (goldblatt, 2013)
6) “不久前处斩六君子，那也是轰动全中国、甚至轰动全世界的大活儿。”(莫言，2012)
译文：“not long before this, he had beheaded the six gentlemen of the failed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 an event that had caused a national, even an international, sensation.” (goldblatt, 2013)
“李莲英”和“六君子”是清朝时期的人物，在中国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中国人而言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对于没有了解过中国历史背景的外国读者来说，译者如果没有添加适当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阅读体验。
译者除了运用增译，还根据译文长短及意思重新划分段落。小说原文中的叙事描写段落经常有长达20~30行的情况，由于中英文之间的差异，如果译文按照原文的结构翻译不分段，那么译文的行数往往会比原文更长。这无疑是对读者的专注力和理解力增加了障碍。因此，葛浩文根据小说大意，将联系不太紧密的内容划分为两段，使每段译文行数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如“凤头部”第一章第二节的第四段，全段32行，译者在第16行将原文切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眉娘”的胡思乱想和已经发生的事实，第二个段落讲述的是“眉娘”为救孙丙所准备的计谋。译者通过分段的方式将掺杂在一起的事件有条理地分隔开，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读者理解。除了将原文段落切割开翻译，译者也采用的合译的方法将原本分开的两个段落合并为一个段落。如“凤头部”第一章第四节的第九和第十段，两段都是讲述的“眉娘”荡秋千的风采，原文中用破折号将两段分开，译者在翻译中将两段能够实现故事描述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综上所述，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坚持忠实的原则，尊重读者的意识，在文本之前设置译者序言，在文本中使用增译和重新划分段落的副文本手段，让人觉得副文本与正本融为一体。译文中不同的副文本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它们为读者提供信息，创造文化语境，促进了读者的阅读理解。
5. 外副文本的作用及效果
外副文本可以存在于图书以外的任何地方，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节目、访谈、讲座、通讯或日志中。通常，外副文本由作者产生，但也有可能由出版商或被授权的第三方产生。本小节着重聚焦国内读者和专家媒体对《檀香刑》的评价，以及国外报刊对sandalwood death的评论，通过对比外界对《檀香刑》和sandalwood death的评价来分析译文海外传播的情况。
笔者通过调研豆瓣书评网对201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檀香刑》的评价发现，截止2023年3月，共有4953人对该书进行评价，目前豆瓣评分为8.7分，超过90%的读者给出了四星和五星的好评 [17] 。《檀香刑》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吸引了读者的兴趣，其中对两段刑罚(凌迟、檀香刑)的描写相当深沉且震撼人心，也有读者表示对刑罚过分细致的血腥描写容易让人身临其境产生不适，但总体而言，《檀香刑》是一部好评如潮的优秀小说。
2018年，莫言在歌剧《檀香刑》发布会发表演讲，充分解释了《檀香刑》的创作缘由和目的。莫言表示，我们一定要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响，独立地写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个人个性的小说来，如此才能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谈到中国特色，莫言便想到了家乡的猫腔戏。于是，他将这部小说与地方戏曲猫腔结合起来，由此《檀香刑》便具有了强烈的戏曲性，而这种将历史事实与地方戏曲结合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也吸引了国外译者和读者的大量关注。“本土性是作品走向国际的必备因素，正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莫言的作品以鲜明的民族性赢得了海外读者的喜爱 [18] 。”此外，《文学界》、《电影文学》、《文学教育》、《文艺争鸣》等杂志也刊登了大量关于评论《檀香刑》的文章。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写到：“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 [19] 。”这段话明确指出了《檀香刑》的受众读者，让那些企图通过阅读来了解中国民间本土文化的海外读者找到了一本宝藏书籍。
《檀香刑》英译本的出版时间刚好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因此其在海外传播的情况可以从美国国内对莫言获奖后的新闻报道中略知一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今日美国(usa today)等各大媒体网站陆续对莫言及其作品进行报道介绍，其中还提到了莫言作品《檀香刑》如何从女性角度出发，大胆诉说中国旧时代重男强女传统观念的荒谬。史密斯大学中国文学专家sabina knight在接受访问时指出，“莫言是一个勇敢而坚定的作家。他的小说描绘了暴力、强奸、甚至一个屠夫活剥囚犯的皮的腐败。他记录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悲剧性事件。”王汝蕙、张福贵(2018) [20] 两位学者通过对国外书评网站和销量的结果统计得出，大部分美国读者读者对莫言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关注度最高的《红高粱》，但《檀香刑》却是莫言作品好评率最高的小说，除了《檀香刑》以外，莫言其他作品都是4颗星所占比例最高，而《檀香刑》关注读者中大多数都给了5颗星的好评，5颗星的比例达到43%以上，较其他作品高出20%以上。但是，与《红高粱》、《生死疲劳》、《蛙》等小说的高人气相比，美国读者对檀香刑的了解并不多。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莫言《檀香刑》和葛浩文英译本sandalwood death的副文本差异，可以看出原文与英译本的副文本元素无论是从呈现特点还是种类都有所不同，在呈现特点上，原文的内副文本元素旨在抓住与正文的互文性，通过封面与封底的图案、文章简介、作者序言等副文本材料，在读者阅读正文之前做了丰富的准备和铺垫。而译文内副文本元素并没有抓住与正文的互文性，由于文化差异、读者接受度等原因，译文封面以中国戏剧元素来吸引读者，通过宣传作者莫言来推介此书。在呈现种类上，译文内副文本删除了原文中的作者序言，保留了后记，增加了译者序言和术语表。这说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处于不同的考虑，副文本的呈现特点和种类都会有所差异。为了促进异国读者的理解，提高作品海外接受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副文本的优势，大量例证说明，译者采用了加注、重划段落、增译等手段，为读者阅读扫清了障碍。外副文本作为围绕在文本周围的流动信息，其副文本功能不似内副文本清晰，但也为作品的宣传和研究发挥了一定作用。
副文本在翻译研究中虽然长期处于隐身的状态，但其重要性并未减退。翻译的副文本研究使得之前隐身的文本显性，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通过分析《檀香刑》及其英译本的副文本材料我们发现，《檀香刑》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正是由于出版社和译者葛浩文很好地利用了副文本的功能，既适当保留了原文的特色，又让译本能够轻松地被读者接受，这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成功的借鉴经验。
基金项目
本文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notes
1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clt)中文名《今日中国文学》，致力于提供有关文学与翻译的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