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传播的研究现状、热点分析及未来展望——基于citespace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凯发娱乐官网

1. 引言

在20世纪的30至60年代期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化学物质被大量应用，同时废弃物也被随意排放，导致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事件不断出现。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以独特的视角唤醒公众对环境议题的重视，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随后，在1981年，奥拉维茨(oravec)于《演讲季刊》上发表了名为《约翰·缪尔、约塞米蒂和崇高的回应》的文章，这被视为环境传播学领域研究起点的标志[1]。在国际上，环境传播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相比之下，我国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似乎略显落后。直到1973年第一份环境期刊《环境保护》的创刊，1979年环境法律《环境保护法(试行)》的颁布，我国才真正开启环境传播的新征程[2]。环境传播从70年代首次进入大众视野后，到现在逐渐发展成为了传播学科下一门重要的分支领域。在该领域相关研究中，先后有“环保传播”、“绿色传播”、“生态文明传播”等一系列有着内在联系的名词出现，最终“环境传播”这一名词成为了学术界较为认可的概念[3]。

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愈发重要的位置。环境传播从西方起源，在理论上来说，我国的研究视野有限。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学者的努力以及党政策的有效宣传与落实，现如今已初步形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传播格局。在过去的几年里，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国家不断推动并促进对于环境灾害的监测、环境保护、环境政策的制定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因此，环境传播作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研究意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使用中国知网(cnki)作为基础，在高级检索中对关键词条，即“环境传播”进行搜索，以获得更为精确的研究资料；此外，为保证结果的科学性，本文将文献的来源确定为北大核心与cssci；本文拟以2000年1月1日至2024年4月1日所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获得130篇核心论文。并通过人工筛选最终得到119篇有效文献并将其作为初始研究数据，对研究样本利用citespace6.3.1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通过这种方式，来挖掘各个文献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影响和推动学科发展的趋势。

2.2. 研究方法

可视化分析能够把关键词、作者、机构等内容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某研究方向的整体情况。为此，本研究拟使用citespace软件，对2008~2024年中国知网上的环境传播相关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获取当前国内外环境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方向，并对该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

3. 环境传播的研究现状

3.1. 发文量分析

在学术研究领域，文献发文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学科理论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指标。每一篇发表的文献都代表着对现有理论框架的贡献，它们共同构建了该学科的知识体系。而随着时间推移，某些领域的研究热度可能会激增或骤降，而这些变化往往预示着新的理论突破或技术革新正在酝酿之中。因此，通过分析文献发文量的趋势，研究者可以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洞察未来研究的方向。图1显示了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在2008~2024年的发文情况。从时间上来看，这期间共发表119篇核心文献，发文数量较少，不过大体呈现出升高趋势，但也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如从2008~2015年基本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但从2015~2020年期间发文量又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环境传播的发文量在2015~2020年达到峰值，见图1。

figure 1. bar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图1. 环境传播的发文量柱状图

究其原因，201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开始实行。这部法律标志着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保障和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九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发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些重大举措无疑加速了环境传播研究的进程，基于此，学术界开始深入探讨环境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20年，恰逢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推进“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际，环境传播研究迎来了一个爆发期。有关环境传播的文章也达到了峰值。

3.2. 发文作者分析

在学术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其个人成就的体现，更是该领域文献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借助citespace，能够深入挖掘样本数据，从而获得对作者及其合作网络的全面洞察，见图2。通过这一分析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研究者在当前的研究中占据核心位置，他们的发文量以及发表的文献类型如何反映出他们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贡献程度。

figure 2. author analysis map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ations

图2. 环境传播研究的发文作者分析图谱

通过仔细解读图2，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个图谱中总共有157位学者参与了该领域的研究。这些学者之间形成的连线数量达到了106条之多，而每个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仅为0.0087。这种分散的布局表明研究者们在合作方面并不活跃。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个图谱主要由吴丰昌、徐建、王颖等知名学者组成，与此同时，环境传播的核心研究团队也尚未完全成型，很难共同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为了深入了解当前环境传播研究的现状，本文根据图2数据制作了一张高产发文量作者的统计表，见表1，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其中刘涛以8篇论文的贡献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王积龙和范松楠，分别以7篇和4篇论文的成果领先。这些作者无疑是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作者在环境传播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但他们的分布相对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这意味着，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注重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以促进环境传播领域的知识共享与创新发展。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high-productivity authors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表1. 环境传播研究高产发文作者统计表

3.3. 文献被引量分析

通过对知网(cnki)数据库在2008年1月1日至2024年4月1日的119篇关于环境传播发表在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进行检索，整理出关于环境传播研究当中被引量较为靠前的文献，见表2。目前被引量最高的文献是刘涛在2009年发表的《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利与政治的解读视角》一文，被引量达238次，虽然比起传播学分支领域的文章来说并不高，但是单从环境传播这个分支来看，足以说明该文献在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价值。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highest citation counts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partial)

表2. 环境传播最高被引量统计表(部分)

3.4. 研究机构分析

在当今的科研领域，机构发文量已成为衡量一个机构科研力量和研究活跃度的重要指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大量文献进行数据分析，可以揭示不同研究机构在学术网络中的分布模式及其合作态势，见图3。结果表明，共有114个不同的研究机构被纳入了合作网络之中，形成了62条相互交织的连线。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占据了网络的核心位置。然而，从网络密度来看(0.0096)，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些研究机构之间存在着较弱的合作关系，这种松散的网络结构可能会影响到资源共享、知识传播等方面的效率。

figure 3.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图3. 环境传播的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图谱

4. 环境传播的研究热点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分析时，经常会借助关键词共现图谱这一工具来对文献进行深入挖掘和梳理，从而绘制出该学科下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那些出现次数最为频繁的关键词往往揭示了该领域内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和焦点问题，见图4。通过分析图4可知，该关键词共现分析共有201个关键词，形成374条连线，网络密度0.0186。其中，“环境传播”作为关键词共出现67次，出现频次最高。这不仅凸显出该领域的核心地位，也暗示着其在学术界的重要影响[4]。“环境话语”、“话语分析”等关键词次之。从时间来看，受西方学术理论源头的影响，“环境传播”、“环境话语”、“话语分析”等关键词出现的时间较早。而随着我国对环境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实际问题的增多，“风险社会”、“环境正义”、“河长制”等概念的涌现，为我国环境传播的研究又提供了不少崭新的视角。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图4. 环境传播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的共现程度，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中被视为衡量其重要性和相关性的关键指标。而所谓的中心性，是指一个关键词与其他词汇共现的频率，它反映了该关键词在现有文献中的普遍使用程度以及它在特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表3中，中心性大于或等于0.1的关键词就有三个，且“环境传播”以其1.15的中心性成为该领域内最为突出的关键词。这表明了其在学术界中的广泛认可和应用，而且还暗示着其可能对未来的研究方向。紧随其后的“环境话语”和“话语分析”也分别展现了当前环境传播研究的两大焦点。

table 3. partial statistical list of keyword centrality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表3. 关于环境传播研究的关键词中心性统计列表(部分)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能看出环境传播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利用citespace软件来制作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5。在图5中，不同的色块代表着不同的聚类区域，通过分析该聚类图谱可知该研究具有科学性(q = 0.6612 > 0.3)和可信性(s = 0.9722 > 0.5)的特点，综合这两个值来看，该聚类图谱具有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得到了201个节点和374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86，共展现出10个聚类区域。分别是“绿色广告”、“话语分析”、“环境话语”等十个区域。其中最大的聚类是“绿色广告”，共包含26个关键词，主要有“环境形象”、“话语框架”等；该聚类区域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献是郭小平于2018年出版的《环境传播视域下绿色广告与“漂绿”修辞以及意识形态批评》一文。该文认为“漂绿”广告是虚假的宣传，是资本隐喻下的话语修辞[5]。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图5. 环境传播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为了深入剖析环境传播领域中的关键词，本研究采用了“cluster plorer”来绘制关键词聚类表，见表4。不仅清晰地展示了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还能帮助我们捕捉到各概念之间的潜在联系。通过仔细分析表4我们发现目前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绿色广告”、“话语分析”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些主题构成了环境传播研究的主要脉络。

table 4. keyword clustering list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表4. 关于环境传播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列表

4.3. 关键词突现分析

4.3.1. 前沿方向分析

突现词，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重要现象，通常是那些在特定时间段内，因其被引用频率的显著上升而引起关注的关键词。通过深入剖析这些突现词，研究者可以把握到某个领域或研究主题在某一时期内的热点发展趋势以及技术和理论的最新进展。见图6，该图中共有12个突现词。从时间来看，“环境问题”是最早出现的；从突现持续的时间来看，“环境问题”、“公共领域”、“微博”、“媒介使用”、“生态文明”的突现时间较长，说明这类内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是该领域的热门话题；突现的强度方面，“媒介使用”的突现强度为1.72，是强度最高的词语。整体来看，“环境话语”、“绿色广告”、“河长制”突现时间相隔较短且出现的时间距当前较为接近，是现阶段的研究热点。

通过对关键词突现图谱的分析，可以把国内2008~2024年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以便对不同时期的环境传播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阶段是2008~2015年，这一时期的环境传播主要是围绕各种环境问题和在环境议题下的话语框架建构与环境修辞来展开研究的。修辞学作为西方环境传播研究理论体系的知识起源，锚定了最为重要、最为基础的概念集群。因此，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是在此理论之上加以借鉴与创新。这一时期的环境传播重在从西方的理论基础中试图发现适合自身环境议题本土化的视角，以便更好的明确环境传播在具体的环境实践过程中的目标和要求[6]。

第二阶段是2015~2020年，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深刻发展与实践，“美丽中国”的建设成为了举国上下严阵以待的目标与任务。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在此基础上，新媒体的发展同样为环境传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捷径。环境新闻在此过程中以更加多元化的报道样态、更为丰富化的报道内容给受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关注环境议题的视角。其中，媒体的报道责任和公众的媒介参与都得到了广泛的提升。这为环境信息的全方位传播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最后一个阶段是2020年至今，随着环境传播这一领域的不断演变与细分，学者们能够关注到的环境议题呈现出“小切口、大意义”的特点。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再到有关环境议题的本土化发展，如河长制、区域管理等等理论制度的提出，我国的环境传播理论体系在进一步的完善与构建，正朝着话语国际认同化、理论创新多元化不断发展[7]。

figure 6. analysis map of the frontier directions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图6. 环境传播研究的前沿方向分析图谱

4.3.2. 热点演进分析

关键词时区图谱通过直观地展示特定时间段内的学术焦点和研究动态，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见图7。通过精心选择与整合关键词，不仅能够捕捉到当前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还能洞察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热点。通过分析，可以将环境传播的热点演进再次细分为四个大致的研究阶段。

2008~2010年主要是初步探索阶段，主要涉及到一些单一的环境问题；2010~2015年是进一步发展阶段，其中媒体的力量被挖掘，作为社会公共实践的放大镜在环境议题的构建中重塑话语权力；2015~2020年属于深入发展阶段，环境问题作为一项全球化的议题被公众了解并关注；2020~2024年是具体实践阶段，生态影视、河长制等新鲜议题的构建标志着我国环境传播的研究真正走向成熟化与本土化，并与国际议题相对接，正在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领域话语空间。

5. 环境传播的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依托，搜集并分析了从2008年至2024年间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119篇关于环境传播的文献。通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得出结论。

环境传播是过去十几年新闻传播学科中与现实紧密结合、取得较快发展的研究领域，也是管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媒介变革的重要切入点。在我国环境传播研究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一些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figure 7. analysis map of hot-spot evolution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图7. 环境传播研究的热点演进分析图谱

5.1. 环境传播研究整体上仍然受限于所谓的“环境新闻”

纵观对知网(cnki)核心的119篇文献进行梳理，绝大部分的研究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对某类媒体环境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上，或者是针对国际之间不同媒体的报道立场进行一定的话语分析与框架、立场对比，不利于国际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良性沟通，而且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研究在结果上往往存在高度相似性，缺少针对性与创新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环境传播发展的进程。

5.2. 研究成果系统性程度仍需进一步提升

实际上，学界对于“环境传播”的定义依然沿袭了西方学者的经典定义，并没有充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本土化的权威性界定。并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某一领域的微观议题，呈现出“分散化”、“微观化”特征。因此，亟需开展更多综合性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探讨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传播理论框架，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并丰富该领域的理论体系。

5.3. 受众研究的广度深度仍需加强

随着新媒体的深入发展，受众作为传播的关键一环，应该受到更为广泛且深刻的关注。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都聚焦于受众在环境传播中的认知与态度层面，而面对受众在环境传播中的行为，例如环境移民、低碳饮食等问题的考察，仍然还只处于起步的阶段，此后可将环境传播的研究重点放在此处。

参考文献